人参原产于中国，深受汉、满和朝鲜等各民族人们的喜爱，被认为是包治百病的万灵药；在中国医学史、政治史、民族史上均有其特殊的意义。

 

 

 

中国人对人参的利用和崇拜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，人参亦成了民族植物学研究的极好对象。

汉人好参 源远流长

 

先秦著述和前四史中未见有关人参的明确记载；人参的最早记载见于汉代纬书和本草。《神农本草经》：“人参味甘，主补五脏、安精神、定魂魄，止惊悸，除邪气，明目、开心、益智，久服轻身延年”。这是对人参药理作用的经典表述，一直影响到当代。

 

 

 

从《晋书》开始正史中不乏人参的记述。《晋书·石勒传》载石勒所居武乡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铁骑之象，家园中生人参，花叶甚茂，悉成人状。《梁书》将人参当作神草，《隋书》却将人参看成妖草。

 

 

 

到了唐代，人参和茶一样成了时尚饮品。据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记载，太原府、辽州、路州、泽州、幽州、平州、檀州、营州均将人参作土特产进贡。士大夫和文人们亦以人参作为礼品赠送友人，并留下了美妙的诗篇。

 

宋人继承了唐人的这一爱好，亦将人参当作表情达意的佳品。人参真假优劣无关紧要，要紧的是情真意切。

 

 

 

元代的统治者蒙古族人似乎不崇拜人参。《元史》、《新元史》中均未见人参；倒是《农桑辑要》有一条记载。“治牛疫方，取人参一两，细切水煮汁五升灌入口中”，即可治愈。用人参治牛病，一方面说明牛的重要，另一方面反映人参在元人心目中之地位不是很崇高。

 

明代初期人参的地位亦不十分突出。《明史》中只一次提到人参。但明朝后期国人对人参崇拜达到了惊人的程度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认为人参“治男女一切虚证、发热、自汗、眩晕、头痛、反胃、吐食、滑泻久痢、小便频数淋沥、劳倦内伤、中风、中暑、痿痹、吐血、嗽血、下血、血淋、血崩、胎前产后诸病”。人参被认为能包治百病直接导致了中原人参的灭绝，而国人对人参的需求仍在增涨。

 

人参与满族的兴起

 

人参、貂皮、乌拉草俗称东北三宝。明朝末年中原汉人对人参的需要量越来越大，诱发了东北女真人参采集业的产生。女真人采集人参并不是自己消费，而是通过马市、集市当作商品出售，或者作为方物向明朝进贡。据明档记载，仅万历十一年至十二年在广顺、镇北二关交易中，人参一项即达3619斤，计值白银三万余两。

 

 

 

清入关前采参业的特权主要掌握在八旗贵族手中；“原定八旗分山采参制，彼此不得越境”。只有个别情况例外，即对功勋卓著的重臣名将，作为奖赏，准予采参。清统一全国之初仍沿袭八旗分山采参制，不久采参的特权由清皇室独享。

 

 

 

入关前采参业为后金灭明提供雄厚的物资基础；入关后清朝皇帝将人参作为赐品享给汉人或外国人。殊不知外国人并不象汉人一样喜爱和崇拜人参。暹罗国王遣使入贡，忌赐人参。康熙帝“加赐人参四斤，特饬使臣归国晓谕国王，恪守规制，益励敬恭”。清朝皇帝亦特赐葡萄牙等国使臣人参诸珍，使西方人知道了中国人对人参的偏爱。后来他们在美洲发展了类似于人参的西洋参，采集或栽培，专供华人享用，也算是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回敬。